（本文首發(fā)于2017年5月4日《南方周末》，原標題為《禮儀之邦VS禮義之邦》）
當凸顯立國的核心價值時，我們使用“禮義之邦”或“仁義之國”，當我們盛贊中國禮儀之大或有感于當下禮儀缺失時，我們使用“禮儀之邦”。
近來頻有論者以為“禮儀之邦”系“禮義之邦”之“誤”，應當廢止。筆者以為，這個結論實在武斷。
中華文明源遠流長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禮樂文明一脈相傳?！抖Y記》云“經(jīng)禮三百，曲禮三千”，“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”，都是盛贊華夏文明禮儀之盛大?！蹲髠鳌ざü辍罚骸耙岵恢\夏，夷不亂華?！碧拼追f達《春秋左傳正義》疏曰：“夏，大也。中國有禮儀之大，故稱夏；有服章之美，謂之華?！倍Y是華夷之辨的根本標志。稱譽中國是“禮儀之邦”，有根有據(jù)，并非是對“禮義之邦”的誤用和濫用。
山東省曲阜市一處孔子像。（新華社記者 陳君清/圖）
古代文獻中也常指中國為“禮義之國”。古人使用禮義一詞，通常有兩種情況：
一種情況，古文中的“禮義”就是指“禮儀”，義與儀通用。比如《禮記·樂記》：“是故先王本之情性，稽之度數(shù)，制之禮義”，《漢書·禮樂制》作：“制之禮儀”。漢代賈誼《新書·胎教》：“然后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?！北R文弨校注：“義，讀為儀?！庇秩纭稘h書·陸賈傳》：“于是佗廼蹶然起坐，謝賈曰：‘居蠻夷中久，殊失禮義。’”此處“禮義”即“禮儀”。段玉裁在《說文解字注》中指出，義是本字，儀是后起字。本字和后起字通假，在古人行文是常見情況?！傲x者，宜也”，“義”訓為“宜”?！皟x者，度也”，“儀”的意思是“度”。禮義和禮儀，用法雖然不同，但意思相近。“儀”字左邊是單人旁，右邊是義。人的言語、行為適宜、合宜，就表現(xiàn)為言、行有度。儀本身就包含著義，不講求義也就談不上儀。禮義就是禮儀，禮儀就是禮義。
今人不免對禮儀理解狹隘，以為禮儀只是些外在的儀表、儀容、儀式一類的東西，忽略了“儀”根據(jù)和體現(xiàn)的恰恰是“義”，“儀”將“義”落實到大綱與細節(jié)。因此會以為說中國是禮儀之邦不如說中國是禮義之邦更有“格局”?！岸Y之用，和為貴，先王之道斯為美”（《論語》），古代中國人講求禮儀，正是為了尋求和落實最佳的生活態(tài)度和處世方式，舉手投足、行止語默，恰到好處，不偏不倚，無過無不及，恪守合宜、時中的處世之道。
另一種情況，人們用禮義去對稱仁義。孔子重視仁，也重視禮，主張內(nèi)在的仁和外在的禮的統(tǒng)一?？鬃雍髮W中，一派學者如孟子喜歡講“仁義”，對人的理解方面主張性善論，“仁義禮智根于心”，認為道德修養(yǎng)在于擴充仁義禮智四端，發(fā)揚人性本有的光輝；一派學者如荀子認為人性潛存著惡，順著人性一定不能組成一個和諧、美好的人群，主張隆禮重法，發(fā)揮外在約束和教化作用，變化人的先天之性而生起后天教化之性，“化性起偽”，所以更愿意談論“禮義”。漢代文獻中多用禮義，應該和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這一派較有影響有關，從禮法名教的角度來理解儒學。唐代韓愈作《原道》，開篇便言仁義，“博愛之謂仁，行而宜之之謂義”，并推崇孟子為儒家仁義道統(tǒng)的承擔者，宋代學者也多堅持這種說法，孟子“居仁由義”的“仁義”思想受到重視，以至于人們說中國“以仁義立國”，或中國是“仁義之國”，反而比說“禮義之國”感覺更自然、更親切一些。
有人強調“禮義之邦”比“禮儀之邦”的用法更早、更初始，可是語言是隨生活流動變遷的，而不是凝固的教條。在什么時候用哪個詞更貼切，要看具體的語境。當凸顯立國的核心價值時，我們使用“禮義之邦”或“仁義之國”，當我們盛贊中國禮儀之大或有感于當下禮儀缺失時，我們使用“禮儀之邦”。我們稱譽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，既是表達對先民智慧和成就的崇敬，也是對我們自己的鞭策和激勵。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?！薄坝^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（《易傳》），讓我們以弘揚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為契機，找回作為文明民族、文明國度的歷史記憶，化去種種與文明格格不入的野蠻，重歸文明之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