盡管書法從清末民初起出現了邊緣化趨勢，不再作為中國人生活的核心議題而存在，但在整個民國時期，書法仍舊在國民教育和社會生活中占據著重要地位，今天我們推崇的一些近現代著名書法家，如吳昌碩、李瑞清、康有為、于右任、鄭孝胥等大書法家都活動在這一時期，相比1949年之后的書法景觀，民國可謂中國書法史上最后的黃金時代。
1901年，清政府下詔將各省書院統一改制為大學堂，準備推行新式教育。四年后，科舉制度正式廢除，全國新式學堂如雨后春筍般出現，根據統計，在1907年全國新學堂有33605所，到了1918年就增加到了147594所，凈增四倍之多。這些新式學堂，成為幼兒、孩童啟蒙學習的重要場所，而在這一過程中，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，都曾明文規(guī)定，在新式學堂教育中必須設立書法課程。如1902年清廷頒布的《欽定學堂章程》中就規(guī)定，小學第一年有“習字”項，內容規(guī)定為“今體楷書”，第三年則是“兼習行書”，高等小學堂第二年課程包括“習字”，內容為“楷書、行書、兼習小篆”。
民國建立后教育部在其頒布的《小學校教則及課程表》中明文要求：“書法所用字體，為楷書及行書”，“遇文寫文字，務使端正，不宜潦草”，且規(guī)定“書法教學，是《國語》教學的一部分”，民國廿一年（1932），教育部兩次改定初中課程標準，其中對書法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：“書法指導：課內略微說明用筆、結體及書法源流大意等，課外及假期中臨摹大小字，先求整潔，次及美觀，筆記與作文簿均須繕寫整齊，并制止使用破體字，隨時予以考證指導?！痹陔S后頒布的課程安排中，在一二年級要求達到“正書、行書的書寫”要求，三、四年級能達到“實用文的抄寫”，五六年級則要能夠進行“通用字行書、草書及簡體字的認識。”這些詳盡的教育制度，確保了書法教育的有序進行，有理有據，循序漸進，使學生打下了堅實的書寫及文字基礎。
民國書法四大家之一譚延闿的楷書
與此同時，相對保守的家塾、門館、村塾、族塾、義塾、官塾等傳統教育模式也同樣普遍存在于民國社會中。在這類學校里，書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“孩童入塾之日開始，便是讀書、背書、寫字三件大事。而所謂寫字者就是用毛筆‘描紅’入門，進一步而為‘雙鉤’逐漸進入臨摹碑拓、法帖，一般臨的都是顏、柳、歐、趙等體”，然后“寫米字格，鍛煉學生的間架能力，使之能控制字形整體大小，結構合理，筆畫肥瘦適當”，接下來“印好的方格在下，白紙在上，進行書寫，控制字形大小，筆畫肥瘦有相當難度，過了這一步，就可以脫格自由書寫了?！边@樣的啟蒙教育，嚴謹而專注，使得學生新舊兼得，既有傳統的底蘊，又有現代的精神，不可謂不是一個“健美的中國人”（葉圣陶語）。
除了基礎教育，在中高等教育階段，大量美術學校的出現也極大地活躍了這一時期的書法教育氣氛。如創(chuàng)立于1903年的兩江師范教育學堂，就曾明確規(guī)定書法、篆刻是學生必修之課，不僅如此，該校還花費重金聘請當時的書法名家陳三立、李瑞清等人前來教學，由此可見其對書法重視程度。1912年，劉海粟在上海創(chuàng)辦了著名的上海美專，專設書法課程，聘請馬公愚、錢瘦鐵、諸樂三等人教學，此后的幾十年中，這所學校培養(yǎng)了大批書法教育家，為民國和1949年之后的書法教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。
除此之外，還有如“北京美專、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圖畫手工科、上海美專、上海新華藝術學校、南國藝術學院、蘇州美專、國立杭州藝專、南京美術專門學校、桂林美專、精華藝術?？茖W校、無錫美專、上海昌明藝術?？茖W校、正則藝術?？茖W校、廣州藝術?？茖W校……武昌藝術專門學校、上海立達學院美術科、中華藝術大學、西南專科學校、四川藝專等，這些學校多數專職或兼課教師的個人素養(yǎng)是高的或比較高的，例如齊白石、黃賓虹、陳衡恪、陳半丁、呂鳳子、喬曾劬、馬公愚、錢瘦鐵、潘天壽、張大千、諸樂三、壽石工、馬萬里等人”，他們精于書法、繪畫、篆刻，對人才的培養(yǎng)起到了決定性作用。
書法專業(yè)學校遍地開花，各種書法社團也競相繁榮。如成立于1904年的“西泠印社”、成立于1930年的“湖社清遠藝社”、成立于1941年的“鹿胎仙館同學會”、成立于1943年的“中國書學會”，這些社團有的基于一個明確的目的成立，有的由一個地區(qū)的文人書家組成，有的則是同宗或同學會，在結社學書的同時，也帶動了書法教育、交流、研究、鑒藏、產業(yè)的發(fā)展與興旺。在這種背景下，民國時期的書法生活異?；钴S，呈現出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。一邊是各類書法教育學校、書法運動此起彼伏，大書法家如吳昌碩、李瑞清、康有為等人聚眾授徒，逐漸形成了民國時期獨有的書法流派，另一邊是伴隨著書法交流而來的書法鑒藏、交流活動非?；钴S，如龐元濟、張伯駒、張學良、吳湖帆、王己千、徐悲鴻、張大千、張珩等，都是當時極富名望的收藏家，他們不論在書法、繪畫還是審美水平上，都代表了一個時代的風向。
更加有意思的是因之既富且貴的書法家們。滿清王朝在1911年轟然倒下后，大批達官顯宦旋即“失業(yè)”，不久以后，這些人中的一部分進入了民國政壇，開始為三民主義“打工”，另一部分人如陳寶琛、沈曾植、張謇、陳三立、朱祖謀、康有為、曾熙、李瑞清、鄭孝胥等，則選擇做了遺民或寓公，而他們賴以生存的本領正是書法。在這些人中，既有翰林、進士，也有晚清的碩儒，時人并沒有因為他們是前朝舊民而不予理睬，相反卻對他們的書法、繪畫等投注了巨大的熱情。一時間，很多人因此而一字難求，名噪南北。如鄭孝胥曾為交通銀行提寫名額，四個字潤筆高達四千兩銀子，后來商務印書館請他題寫?zhàn)^名，出價一萬兩白銀，結果寫好后對方要求在旁邊注明“民國某某年”，此舉頃刻間就激怒了這位滿清遺老，當場將字付之一炬，絕塵而去。雖然一萬兩白銀就此付諸東流，但對他來說，氣節(jié)卻是任何錢財都買不來的。另外一人是民國元老吳敬恒，在重慶時他生活一度困難，迫不得已之下只好去《中央日報》刊登鬻字廣告，沒想到剛登出不久就求者如云，幾年時間，居然靠鬻字，攢了五六萬銀元，時人謂之“書畫托拉斯”。
這些在今天來看，就像傳說一樣的書人逸事，在當年卻是再平常不過的流水日月。只可惜，1949年以后，一切戛然而止，書法迎來了最令人揪心的歲月。